首先我们知道的是，尼采其实在瓦格纳事件之前，是瓦格纳的“小迷弟”，之所以瓦格纳会那么崇拜瓦格纳，与他们在思想上的契合密不可分。这一次的日记，我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瓦格纳事件之前的一些事情，来方便我去阅读这本书，就当作读这本书的一个前言。 首先我们知道，尼采的第一部作品《悲剧的诞生》（悲剧从音乐的精神中诞生）就是一本献给瓦格纳的著作，这本书前半本讨论悲剧的诞生，后面讨论悲剧的衰落，批判欧里庇得斯与苏格拉底，并借此寄托对复兴文化的愿望。 所以说在这个时期，尼采的心中还是有“民族主义思想”的，思想中还是充满了“德意志传统的”清晰的二元论的救国主义——音乐和戏剧在其中承担了挽救颓废的现代文化的任务。由于当时的欧洲大地上被颓废主义的思潮笼罩这，音乐尤其是拥有剧情的歌剧，更是收到这种思想的影响。而这是被尼采所否认的，所以他希望能够将人民从颓废主义中解救出来，所以他去写希腊悲剧。而这是的瓦格纳乐句正是写的古典日耳曼神话，这种复古主义与尼采的酒神-日神精神的二元结合非常的契合【就是一种对立模式的组合】。 而在当时，这个名声大噪、有众多支持者的，同时又与自己的思想相契合的音乐家，成为了尼采挚友的最佳人选。 如果还想知道更多关于他们两个的友情故事，可以看一下《瞧这个人》，《我为什么如此聪明》5-6 节。
但是，随着尼采的年龄不断增加，思想也在不断变化，加之1889年，尼采失去了理智，精神开始崩溃，尼采与瓦格纳的关系几近破裂。
最后击垮尼采对瓦格纳的羁绊的，当属瓦格纳最后的歌剧《帕西法尔》，这个故事基本上击碎了尼采仅剩的幻想——瓦格纳依旧抱着基督教残缺不全的幻想，把表演当作真实，把观众的无知当作宗教的献祭品——最后瓦格纳和其他的“现代”艺术家一样在舞台上重建了基督教。
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《帕西法尔》中的圣矛和圣杯，都是基督教的物品，而且他的主要内容也是“同情之爱”的救赎。而尼采本人，是基督教的死敌。而他们的决裂也不是没有前兆的。1872 年瓦格纳搬到拜罗伊特时根据尼采的说法，瓦格纳就开始变得世俗化了，变得只关心工作，不再对尼采发起的哲学讨论感兴趣。在《不合时宜的考察》的《瓦格纳在拜罗伊特》这篇里（1876）尼采就已经有轻微的批评。后来，他们就反目成仇了，然后就有了这本书。 这本书，主要的内容其实就是褒奖比才的《卡门》，以此来批判瓦格纳的作品的颓废性。
拿比才与瓦格纳对比，这确实非常的“反差”，但是其实他们争论的问题其实我感觉和音乐没什么大关系，但是却也有一点关系。首先，我们知道的是了，早期的瓦格纳歌剧推崇的复古主义是受到尼采的推崇的，在尼采那里，艺术的本质意味着鼓舞和鞭策人的自然性和生命，因此他当初之所以赞扬瓦格纳的音乐全在于它表达了一种灵魂的“狄俄尼索斯”精神。
所以，我认为他们对于音乐的讨论根本不是对于音乐的讨论，而是对于思想在音乐上的表达情况的讨论。同时，在瓦格纳事件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尼采主要是对于瓦格纳歌剧的世俗化进行批判，他认为瓦格纳背离了他创作的初心，而帕西法尔这部充满基督教意味的。但是为什么尼采对于基督教那么排斥，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